改革开放推动贸促事业新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贸促会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改革开放内涵，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措施。

    一是密切与海外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交往。积极邀请美中贸委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经济协会、德国工商大会、英中贸协、东南亚国家贸促机构等海外商界代表团和知名人士来访，加强商协会协商，拜会有关部门和企业，交流信息，沟通情况，为企业搭建合作平台，建立双赢的合作关系。

    二是主动出击，加强与未建交国家的联系，为复交和建交打头阵。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于1967年10月中断，随着印尼政府对中国政策的松动和对中国态度的扭转，1985年3月，中国贸促会邀请印尼工商会代表团来华访问，探讨恢复两国直接贸易的问题；7月5日双方在新加坡正式签署了《中国—印尼开展直接贸易的谅解备忘录》，中断了18年的两国直接贸易得以重新恢复。在发展与韩国关系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贸促会以中国国际商会名义于1990年10月与南朝鲜大韩贸易振兴公社签署了关于在北京和汉城相互设立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次年两个代表处正式成立，开始了两国的正式往来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此外，中国贸促会在多米尼加等国建立商代处，并在中美洲、加勒比和南太地区举办展览会，开展交流。

    三是发挥渠道优势，积极引进新理念新业务。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尝试和活力。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封闭经济，对外界经济发展不甚了解，对“经济特区”的了解和理解还很肤浅。中国贸促会与有关部门合作，在深圳等地举办“经济特区”研讨会和培训班，邀请国际组织和有关专家前来讲课。还曾多次邀请国际贸易中心专家在中国不同城市举办展会业务讲座，介绍国际展览情况和发展趋势，使得以市场手段组织经济贸易展览会的理念慢慢进入中国。另一方面，积极筹备建设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并于1984年10月一期落成，11月15日至30日举办了第四届“亚太贸易博览会”。

    四是大力开展对台经贸交流，积极推动两岸工商界的交往与合作。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交流，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开始松动，经贸关系出现新的发展趋势。1988年7月国务院第1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并颁布实施。中国贸促会抓住机会，加强与台经贸商界交流，于1989年成立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并于12月与台湾成立的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在香港首次举行联席会议，商定为海峡两岸经济技术交流、贸易往来、投资、知识产权、文书认证、调解仲裁等方面进行协调，提供服务，全面开启了海峡两岸商界正常来往和务实合作。

    中国贸促会高度重视中外技术交流，于1973年成立了技术交流部。技术交流活动迎合了中外双方的需求，受到了中外企业的重视和欢迎，促成一大批中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促进了国际贸易、技术和外资引进的发展。据统计，中国贸促会技术交流部在其存在的十年间，共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个专业技术交流团组，组织了7000多项技术座谈和大型技术报告会，中方参加者达6万多人次，其中不乏中小企业的代表。技术交流领域广，达成了诸多引资和合资项目，包括引进法国汤姆逊公司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奥地利施泰尔公司系列重型卡车制造技术，与美国西屋公司签署发电机组技术转让合同和美国CE燃烧工程公司的锅炉技术转让合同，与德国巴斯夫公司、瑞士汽巴嘉吉公司、法国罗纳布朗克公司、美国惠普公司等成立了诸多合资公司。

    在组织企业“走出去”方面，中国贸促会根据职能，积极发挥贸易投资促进作用，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前往海外市场进行访问考察，帮助企业寻找合作对象，建立合作关系。

    一是充分发挥多双边商务机制作用，认真做好重大外事活动的配合工作，为企业提供大平台大视角。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企业实力的壮大，中国贸促会从实际需求出发，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多边和双边商务合作机制，为我企业“走出去”服务。这些机制针对对方市场的特点和需求，专门由知名企业担任机制领导，拥有相对固定的企业代表，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会议，讨论经贸政策环境，向政府建言献策，全面探讨合作项目。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贸促会及其商务合作机制为配合国家领导人出访，营造了良好的商业气氛，达成了众多合作协议，丰富了出访成果。迄今为止，每年都要组织企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峰会、G20商务论坛、中欧工商峰会、金砖国家工商峰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等高层活动，已经建立了上百个这样的商务合作机制，为众多行业提供了合作的大平台，企业的视野日益开阔，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内容日益深入，合作层次越来越高。

    二是充分发挥海外商协会的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和推荐合作对象服务。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在海外联系不多，可谓是人生地不熟，对市场两眼“一摸黑”。鉴此，中国贸促会加强了与海外贸促机构和商协会合作，与数百个机构商签了合作协议，并据此组织中国企业前往访问，举办投资环境介绍会，搭建了有效平台。今天，中国贸促会驻外代表处积极发挥海外中资企业协会作用，与所在地政府加强沟通，确保中资企业利益。

    三是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国际会议，为企业提供世界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等信息。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中国企业对相关国际组织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前去参加国际会议。中国贸促会一方面派员参加诸如国际商会、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世界中小企业协会、国际贸易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亚洲贸易促进机构等会议，了解其职能、内部运作等信息，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选择企业参与，安排企业演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代表团进行交流。这些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会议先后在我国不同城市举办，促进了互利合作。

    国际商业规则既是国际贸易投资发展的保障，也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基础。世界贸易组织是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政府间组织，国际商会是制定商业惯例的民间组织。几乎就在我国开始复关谈判的同时，中国贸促会就加入国际商会开始与国际商会谈判，历时八年，于1994年结束谈判，正式加入国际商会，并于1995 年1月成立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开始了有效代言工商的历程。

    成立于1919年的国际商会为国际贸易发展制定了相关商业惯例，包括《国际商业惯例》《合同范本》《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运输条款》等，规范了贸易做法，促进了贸易发展。中国作为后起的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不大的情况下，只是照搬执行国际商会商业惯例，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商界有了更多了解商业惯例和参与商业规则修订的需求。中国贸促会牵头联合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等单位开始了与国际商会的八年入会艰难谈判。

    加入国际商会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体制。国际商会是由市场经济国家商会组成的机构，对新加入的国家经济体制审议非常严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1984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1992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谈判初期，国际商会方面难以理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种种疑虑。经过多轮会谈和提交报告，最终解决了国际商会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认可，为加入国际商会铺平了道路。

    二是谈判主体的性质。中国贸促会既是贸易促进机构，实质上又是中国的商会，加入国际商会谈判落在了中国贸促会。然而，国际商会对此并不认可，认为起码在名称上对不上。鉴此，中国国际商会经批准于1988年应运而生，担当起实质谈判的重任。1988年12月中国国际商会—国际商会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先后在巴黎、北京召开四次全体会议，多次安排专业合作会议，对中国加入国际商会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取得了共识。

    三是加入国际商会的国家定位。在邀请谈判加入国际商会问题上，中国贸促会表示中国民间经贸界愿与国际商会进行接触和建立合作关系，但首先要妥善解决中国台湾在国际商会中的名称和地位问题，强调中国贸促会是中国的全国性对外商会，理应成为国际商会中代表中国的国家会员。对此，国际商会为避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问题，通过了修改章程决议，要求台湾改用地方性组织的名称，不再以“国家委员会”名义参加该组织及其活动。经过国际商会做工作和两岸沟通，大陆正式加入国际商会时，台湾在国际商会中的名称改为“国际商会中国台北商业理事会”。

    四是仲裁开放。国际仲裁是国际商会一项主要业务，也是其经济收入重要来源之一。因此在谈判中，国际商会非常关注中国国际仲裁市场开放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随着开放步伐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和引资工作得到较快发展，与此同时商业纠纷日益增多，仲裁发展引起国际关注。在谈判后期国际商会提出中国国际仲裁市场开放问题，即要求允许国际仲裁机构在中国设立临时仲裁庭。由于当时我国《仲裁法》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即理解为中国法律不允许，所以国际商会最终没有坚持，但一直要求中国开放临时仲裁庭。

    加入国际商会后，中国国际商会与国际商会开展了一系列合作。1997年在上海举行了国际商会第32届大会，来自全球800名商业领袖出席；派专家任职于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参与相关规则的讨论核修改，为中方赢得了利益；组织商业惯例和规则研讨会，让中国企业与国际专家面对面交流，直接了解惯例和规则的含义；翻译出版国际商会惯例规则，培训上千名银行信用证专家。今天，中国国际商会已经发展成拥有上百名工作人员的队伍，保持与国际商会的联系制度交流，搭建贸易投资平台，提供贸易投资机会，组织企业参与重大经贸活动，与国际商会合作日益紧密，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商届代言机构。

    从伦敦1851年第一届开始，世界博览会不仅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商界的合作，旅游的发展，而且成为一个独具魅力的公共外交平台，日益得到各国的关注、重视和参与。

    作为世博会主管部门，中国贸促会负责组织、协调、监督、管理中国参加国际展览局和世博会的相关工作。自1982年参加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以来，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参加了世界上每一次世博会，参与组办1999年昆明世园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将于今年举办的2019年北京世园会。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企业实力的扩大，中国参与世博会无论是参展设计还是展示水平，一届比一届好，影响力一届比一届大，主办国家对中国参与的期望越来越高。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获得了世博会几乎所有的奖项，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国内外的赞誉。

    一是全面服务外交。每一次世博会与外交都有着紧密联系。1979年1月，中美建立外交关系，1982年美国举办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作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尤其经贸关系的一个重要契机，美国时任总统卡特和接任总统里根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发出参展邀请，保证世博会期间不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问题。中央决定参展，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国贸促会。当获悉中国决定参加世博会的决定后，美方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认为“中国的参加是世博会筹备工作进展的里程碑。”中国贸促会以精彩的展示，周到热情的服务，接待了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二分之一观众参观，让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风采和精神面貌。之后世博会东道主政府都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展邀请。中国的参展服务了中国外交，促进了中国同世博会东道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二是积极服务地方。中国各地方通过参与世博会，发展了对外联系和合作，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所有省区市都参加了上海世博会展示，组办了省区市活动周，广泛开展了与参展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收效甚大。自那时起，省区市抓住机会，多数地方有针对性组织参加世博会中国馆活动，举办经贸洽谈、文化旅游交流，产业沟通，达成成千上百的合作项目。如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在3个月的时间里，23个省市区活动举办了活动（周）日，全面展示了地方经济发展、经贸成果、民族文化特色和旅游资源，加深了中哈经贸关系合作。

    三是为企业“走出去”搭建平台。世博会无疑是一个全面展示企业技术和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日益受到企业的青睐和支持。中国贸促会充分发挥世博会作为支持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和舞台的独特平台，积极邀请我国知名企业参与世博会的展示和活动，安排企业参加各种主题论坛和对口洽谈和走访相关企业和地方，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15年米兰世博会期间，中国馆会组织了1000多家中国企业和500多家意大利企业参加了15场大型经贸论坛和相关商务对接活动、10场企业日活动、近百场经贸洽谈会，达成合作意向200多项。在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会上，中国馆先后组织22个省区市3000多家能源企业赴哈开展交流活动，共签署70项合作协议，总金额70亿美元，有效推动了两国务实合作，为中哈建交25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一是积极发挥展览促进贸易投资的作用。展览作为贸易投资促进的重要手段，一直为各国重视。中国贸促会高度重视展览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展览做出了应有的安排。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展览主要在东欧和亚非拉友好国家举办。当时，展览不仅作为促进贸易的手段，而且是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平台，国家很重视，几乎每次展览出发前，都要按实际展示设计进行搭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审查，确保展览成功。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和企业对中国贸促会的展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邀请安排西方国家公司前来展示新技术新设备，同时对出国展览在展示设计和展示内容有更多的期许。对此，中国贸促会一方面积极安排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电信、建筑机械设备、机床、印刷、亚太贸易展等展会，展示新技术新设备，请对方专家介绍技术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多次邀请国际贸易中心专家前来讲课，重点介绍展览的重要环节和技术标准，为提升中国的展览水平打下了基础。

    今天，展览已经成为一项司空见惯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日益成为企业拓展业务的平台。中国贸促会多次完成国家交办的重大展览项目，每年承担1500多项出国展览的审核和代表国家举办20多场国家境外展的任务，主办和参与众多地方的经贸展览展会和活动。此外，已经连续15年举办“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为中外会展和相关服务业企业提供了合作渠道；连续15年发布《中国会展经济报告》，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和企业发展提供信息；连续多年编辑出版《中国博览会和展览会》，为企业参展提供第一手资料。

    二是确实发挥仲裁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历史证明，经济贸易仲裁是解决贸易投资纠纷行之有效的方法，得到广泛运用。中国贸促会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5月6日的决定，于1956年4月设立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1980年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1988年再次更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并于2000年10月1日同时启用“中国国际商会仲裁院”。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贸促会的仲裁形成了以下的特点：1.历史最悠久，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家仲裁机构。2.在1995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生效前是唯一的涉外仲裁机构。3.仲裁员国际化程度高，在千名仲裁员中有近一半仲裁员来自海外。4.仲裁裁决在香港的执行率达到99%以上，在140多个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5.近年来，受案量每年都在2000件以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骄人的成绩得到全球商界的高度认可和声誉，与国际商会仲裁院、美国仲裁协会和斯德哥尔摩仲裁院并驾齐驱，成为主要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在6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与有关国家商协会成立了双边调解联合小组，为贸易投资纠纷的解决找到了另一种办法，在全国多地成立了仲裁分会，更好地贴近企业提供服务。

    三是提供一流知识产权代理服务。知识产权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保障，历来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一般被认为是1984年《中国专利法》生效后开始的，但事实上要早得多，中国贸促会于1957年开展涉外商标业务，一直延续至今。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的联系。中国贸促会抓住时机，深入研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沟通，积极参与知识产权法的调研，积极建言，为日后颁布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做出了不懈努力。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专业人才，为自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今，中国贸促会知识产权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由其牵头成立的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活跃在国际知识产权舞台，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代理所享有行业服务五星代理机构，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拥有众多行业荣誉，成为行业的佼佼者，赢得无数的声誉。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未来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国际经贸环境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对此，中国贸促会将以“逢山开路”的精神，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探索，不断创新，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